6.72万名考生上考场 北京6800余警力护航高考

王明芳、韩江卫：‘经济人，范畴的历史反恩，载《理论导刊》2003年第2期。

证成修宪工程，就是证成宪法对宪制变革的控制力，证成宪法对民主的全面控制。可见，监督无法嵌入民主制，但可以按照君主制的逻辑寻找理论基础。

君主制下的御史监察、巡查乃至钦差大臣等，就是作为主权者的君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制度，目的是防范和禁止君主所委托、所任命的那些官僚滥权和腐败。这也体现了我们改革方式的独特性——通过试点来获取制度经验，同时也获得改革的动力。李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宪法再造》，《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我国宪法是鼓励实验的。当然，这种修正需要依赖一定的条件，比如持续的选举的认可，或者法院的认可。

改革试点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但国家机构的变革并非只是实验性的——制度试验的正当性同样依赖宪法工程之规划，试验的意义在于获取经验、动力和试错，它具有推进改革的意义。实现对行使权力的全过程、全方位、各方面的监督，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如此一来，局面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对此，笔者认为，只有回归法律保留的广义概念，通过强调该原则对于特定事项必须通过法律制定方得为之的内涵，以获得更多的可操作空间。在此分野之下，基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然建构，则立宪时刻所制定的宪法自然是规范意义上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它指向于公民对国家的建构与存续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在内容上构成了基本义务的形成要素。笔者认为，在这三阶段的建国说中，明确存在着建国与立宪两个时间节点的分野。

[21] 仅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有人民受教育义务，以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有人民服工役的义务。有学者指出，权利义务本身不是目的，而不过是适应人类生存之手段。

自1215年《大宪章》肇基，直到1689年《权利法案》的临门一脚，它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发展过程方才逐渐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向。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基本义务 宪法义务 法治国家 基本权利限制 。胡弘弘教授在韩大元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下）中曾对相关内容作过详细梳理。[69]该范式中，公民的基本义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因其对于国家建构与存续的根本价值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795年法国共和三年宪法所规定的义务类型内容来自王世杰《比较宪法》。有学者考证，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最初使用者为王世杰。[17] 章渊若：《现代宪政论：中国制宪问题》，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56页。不可计算、不可衡量的基本义务，在法治国家是无法容忍的[75]。

[62]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基本义务，即宪法所规定的构建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并维系其存续而要求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70] 在笔者看来，国家秩序与国民生存乃建国之本，立基于此，进而思考如何实现国家规范与国民自由方才是立宪之要。任何人不会是只尽义务，不享有权利。

经第一部分梳理，可以明确，1795年法国共和三年宪法最早规定了公民义务，即服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纳税义务以及兵役义务，并称为基本义务的四驾马车 [59]。这场战争的结果给了举国舆论一个直观而又强烈的信号——立宪可以战胜专制，由此建立起了国人心中宪法与富强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本文拟回归我国宪法学中基本义务的形成历史，通过对宪法文本中公民义务规定的进一步类型化，重新界定基本义务的概念内涵，以期在实现基本义务条款与宪法整体体系融贯的基础上，提出一套面向实践的解释方案，协调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最终达成对国家所课予公民的基本义务的合宪性控制。关键词:  基本义务 宪法义务 法治国家 基本权利限制 具体化 一、  引论 2015年11月至今，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十余起青年因拒服兵役遭受处罚的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二）公民基本义务的内涵界定 前述诸观点之所以存在种种偏颇，笔者认为，就其根本而言，在于没有意识到现代宪法背景下，基本义务的概念实际上已涵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义务内容，故而需要对其予以进一步地类型化。基于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基本义务在我国历部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均有规定，便可以理解了。

基于此，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苏联宪法学说以及我国宪法文本的规定，有学者在我国的宪法学中提出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24] 如白鹏飞在其《宪法及宪政》中将义务分为七类，包括服从义务、纳税义务、兵役义务、参政义务、警察义务、强迫受教育之义务以及从事正当职业尽力劳动之义务。

五、现行宪法中基本义务规范的具体化 面对我国宪法规定的五项基本义务，基于其独立的规范地位，当前纯粹以基本权利为依归的主流具体化模式便显得有所疏漏。不过，对此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若将权利义务对待言之，则义务行使的目的便全在换取作为国家酬报的权利。

整体国家的运行应处于一种规范状态。人类于生存，首先应当有不可免之职务，为完成某些职务，始有权利[17]。

在这一层面上，笔者认为代之以描述性的公民宪法义务更为合适。有学者以契约论为基础，否定了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正当性，笔者称之为基本义务否定论。2． 基本义务否定论 基本义务否定论提出于21世纪初。但目前权利与义务相一致仍是学界通说。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属于基本义务核心决定的内容就不受任何宪法的限制。然而，依其脉络，则其所谓的核心决定，不过是该义务规定的必要性与强制性，属于对前文王世杰书中基本义务形式化内涵的回归，本质上仍将基本义务等同于基本义务限制，笔者对此分析有所保留。

其三，基本权利限制必须通过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但是对于纳税义务、兵役义务等古典义务类型，鉴于其涉及对公民财产的无偿剥夺以及公民生命的奉献牺牲，如果一定要把比例原则适用于它的具体形成，其结果不是基本义务违宪，就是大幅降低比例原则的审查标准，而使基本权利的规范力被拉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58]。在人民之义务到公民的基本义务的术语演变中 ，一方面自然有政权交替的影响，不过，在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宪法制定背后理论基础的变更。

由此可见，对于作为公民宪法义务的基本义务概念而言，其辐射范围内的古典义务类型与基本权利限制无法完全等同。[6]他在1899年发表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中讨论了宪法上的臣民之义务，认为义务者，略如名分职分之意，厘定臣民之权利及职分，皆各国宪法之要端也[7]，如言论著作之自由、集会结社之自由……及其他重大之各权利，并纳税义务，兵役义务，及其他重大之各义务，皆须确定之[8]。

作者简介：姜秉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16级博士研究生。对于他人而言，某一个体的权利须伴随着他人的义务 [43]。王人博在《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中亦作过相关梳理。答案的给出虽然离不开对外国法律思潮的借鉴，离不开以个人的主观立场为基础的价值判断，但其最终所依凭的，仍然是宪法文本的规定。

[67] 参见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20] 以上义务条款的具体内容，参见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5-1029页。

[32] 关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有表述，他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虽然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须经国家立法机关的具体化方能进入国家整体法秩序之中，但是，国家立法机关的权力并非无限，某些基本义务的本质内涵亦非立法机关以多数决的形式便可以随意更动。

（一）清末臣民之义务概念的提出 据学者查证，最早在宪法学意义上使用义务概念的中国学者为梁启超。我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